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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民意時代的社會治理考驗及其應對

許一飛

中共黑龍江省委黨校 哈爾濱150080

摘 要:

當今社會已進入網絡民意時代,社會治理應該注重現實社會與網絡社會的統一。網絡民意映射著社會矛盾,也加速著社會矛盾的激化與傳播。網絡民意的興起打破了官民交互的原生態,也突破了政府的管制與集權。網絡的方便快捷及匿名的特性,常常是導致網絡社會行為失范的重要因素,也給社會治理帶來新的考驗。應對網絡民意時代的社會治理考驗,必須做到調節利益關系,解決社會深層矛盾;規范傳播秩序,依法管理網絡社會;踐行網上群眾路線,改善黨群官民關系;加強道德建設,規范網絡社會行為。

  許一飛

  (中共黑龍江省委黨校,哈爾濱150080)

  摘要:當今社會已進入網絡民意時代,社會治理應該注重現實社會與網絡社會的統一。網絡民意映射著社會矛盾,也加速著社會矛盾的激化與傳播。網絡民意的興起打破了官民交互的原生態,也突破了政府的管制與集權。網絡的方便快捷及匿名的特性,常常是導致網絡社會行為失范的重要因素,也給社會治理帶來新的考驗。應對網絡民意時代的社會治理考驗,必須做到調節利益關系,解決社會深層矛盾;規范傳播秩序,依法管理網絡社會;踐行網上群眾路線,改善黨群官民關系;加強道德建設,規范網絡社會行為。

  關鍵詞:網絡社會;社會矛盾;網絡民意;社會治理;依法管理

  中圖分類號:D63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002-7408(2014)11-0024-04

  基金項目:2013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執政黨應對網絡民意考驗的對策研究”(13CDJ019)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許一飛(1979-),男,哈爾濱人,中共黑龍江省委黨校科研處兼職研究員,研究方向:科技哲學、中國政治。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的戰略目標,指出“堅持依法治理,加強法治保障,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化解社會矛盾。堅持綜合治理,強化道德約束,規范社會行為,調節利益關系,協調社會關系,解決社會問題。”深刻剖析這“兩個堅持”,我們可以得出,利益關系是社會關系的本質,也是社會矛盾的最深層次根源,社會治理的基本任務是解決社會矛盾激化、社會行為失范、社會關系失衡所帶來的一系列社會問題,法治與德治是社會治理的最重要的兩個手段。在現今,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必須充分利用4G技術全面推廣、移動互聯網深入發展、大數據云計算廣泛應用的現實社會技術條件,全面認知網絡社會與現實社會統一發展的事實,積極面對網絡民意廣泛興起的現實狀況,將社會治理觸角拓展到網絡空間,積極應對網絡民意時代的考驗。

  一、網絡民意時代的特征

  “所謂網絡民意,就是民眾以網絡平臺為載體,為了實現一定的利益目標而表達出的、并且期待回應的意見和愿望。”[1]網絡民意的主體在民,包括網民及網民所代言的其他社會公眾;網絡民意的載體在網,隨著移動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的發展,網絡民意必將獲得更加廣闊的空間;網絡民意的核心訴求是利益,網絡民意所展現的核心矛盾常常是利益矛盾。網絡民意是現時代的特征,更是現時代的需求,現代社會已經進入到了網絡民意時代,這意味著:

  第一,網絡是民意的最強勢載體。網絡載體的強勢體現在:一是信息傳播的方便快捷。在甬溫線動車事故發生后的第4分鐘,就有人通過微博發出第一條求救信息,人們正是首先通過網絡知道了事故的發生。并且人們可以隨時關注并獲取事件進展,即使是發生多年以后,無論身在何地,仍然可以隨時讀取當年的信息。二是民意表達的多元互動。互動性是網絡媒體的最大優勢,它不像傳統媒體單向一對多地傳播信息,而是多對多的互動傳播,在網絡時代,“每個人都可以是一個沒有執照的電視臺。”[2]56三是表達形式的直觀多樣。人們可以通過文字、聲音、圖片、視頻等一種或多種形式表達意愿,使民意表達更加形象直觀。

  第二,民意表達借助網絡強勢崛起。傳統的民意表達載體是報紙、雜志、電視、廣播等傳統媒體,傳統的民意表達方式為集會、上訪、請愿、通過人大代表代言等。但傳統的民意表達往往是逐層向上的,民意在傳遞的過程中容易失真,傳統的民意載體因其時效的滯后性往往失去解決問題的良機,請愿、上訪容易演化成“攔轎喊冤”的過激行為,集會也容易演化為群體性事件,也就是說,政治制度化的滯后及利益表達意愿的暴漲,急需一個時效性強的民意出口,恰逢此時,網絡應運而生。

  第三,網絡是連通虛擬與現實的橋梁,當今時代已經是網絡民意時代。網絡民意的主體在民,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CNNIC)2014年1月發布的第33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13年12月,中國網民規模達6.18億,手機網民規模達5億,互聯網普及率為45.8%。存在于網絡空間的網民,同時也是公民,公民和政府是一對概念,法定的公民對應著法定的政府,在黨群二元的話語體系中,網民就是人民群眾。網民的這種虛擬與現實的雙重屬性,連通了網絡社會與現實社會。網絡民意發生于網,映射于現實,網絡民意所展現出的民意訴求,必須借助于現實的手段才能最終得以解決。網絡已成為民眾民意表達的最重要渠道,“電子計算機可能是自有投票箱以來實行民主的最可信賴的工具”,[3]民眾可以通過微博、微信、論壇、電子郵件等表達意見和愿望,也可以憑借相近的利益訴求,自由、自發與自愿地結成網絡共同體,從而使自己的民意訴求能夠直達決策者案頭并最終影響政府決策。

  二、網絡民意時代的社會治理考驗

  人類社會是網絡社會與現實社會的統一,網絡社會與現實社會統一于人的交往實踐。網民的虛擬與現實屬性,對應著網絡社會和現實社會。馬克思在1846年致帕瓦安年科夫的信中說:“社會——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們交互活動的產物。”[4]無論是基于現實空間的網絡社會(Network society),還是基于賽博空間的網絡社會(Cyber society),都是人們交互活動的產物。只不過網絡社會(Network society)更加強調的是“網絡”這個媒介屬性,實際上,從互聯網到移動互聯網、物聯網,日新月異的媒介發展,拓展了社會結構的深度和廣度,人類社會日益進入到了一個網絡化的社會。而網絡社會(Cyber society)強調的是網絡的空間屬性。網絡空間是一種公共空間,是“政治權力之外,作為民主政治基本條件的公民自由討論公共事務,參與政治的活動空間”。[5]

  (一)網絡民意映射著社會矛盾,也加速著社會矛盾的傳播

  1.網絡民意的載體在網,網絡加速了社會矛盾的傳播。隨著作為重要的信息溝通平臺的互聯網絡的迅猛發展,以及其對人們生活的深度介入,公眾獲取政治信息和意見表達的需求也空前高漲,網絡是當前階段個人外部信息的主要來源,人們越來越依賴互聯網絡去了解無法親歷的社會事件,也越來越期待通過網絡渠道暢通地進行利益訴求的表達。“表叔”“房姐”等事件的網絡瘋傳,實際就是公眾對權力腐敗及利益格局兩極分化加劇等社會矛盾的意見的爆發式表達。互聯網是一個比特的世界,網上的信息“可以以極快的速度傳播。在它傳播時,時空障礙完全消失。”[2]29每一個網絡熱點事件的傳播,都經歷了一個由初步的潛伏期到呈幾何數增長的集中爆發期。在傳播過程中打破了“時空在場”和“時空一致”的傳統傳播行為,網絡成為一種人與人之間互動卻可以時空分離的載體,互聯網無時不在無處不有,這種離散結構下的獨立聚合狀態使網民最大限度地擺脫了對現實和他人的依賴,使傳播純粹地成為了一種無障礙的符號化傳遞過程。正如托夫勒所言:“資料、信息和知識是構成政治生活的權力斗爭中的裝滿*藥可隨時開火的武器。”[6]社會矛盾就是這樣加速傳播,并隨時面臨爆發的危險。

  2.網絡民意的主體在民,網民的非理性參與加劇了社會矛盾的激化。俞可平曾經指出:“普通大眾在特定的情況下通常會形成某種非理性的、情緒性的共識,盲目順從這種非理性的大眾意識,不僅可能有損其長遠利益;而且可能會被某些別有用心的政客利用,使大眾被這些政客所操縱”。[7]這種“非理性的、情緒性的共識”就是群體極化,群體極化會加深社會裂痕。因觀念相同相近而自然聚合的群體,“一開始即有某些偏向,在商議后,人們朝偏向的方向繼續移動,最后形成極端的觀點。”[8]在群體極化的過程中,持不同聲音的人會被群體同化、淹沒或者驅逐。此前在網上發起的抵制“6.21玉林狗肉節”事件,就出現了打擊謾罵商家和顧客的行為,不但無助于矛盾的解決,還觸犯了法律,嚴重時會造成社會群體的割裂。

  (二)黨群、官民關系等社會關系面臨諸多考驗

  黨群干群關系、政府與公民的關系是我國重要的社會關系。馬克思認為社會是人們交互活動的產物,“社會不是由個人構成的,而是表示這些個人彼此發生的那些聯系和關系的總和。”[9]人是社會關系的總和,每個人都處在特定的社會關系之中,如人際關系、群際關系、經濟關系、政治關系等,從不同的分類角度,可以有多種不同的社會關系,但無論何種社會關系都必須是人們交互活動、相互聯系的結果。網絡民意的主體在民,社會治理的多元主體是黨、政府及社會組織等,一與多的關系,體現著黨群干群關系、政府與公民的關系、社會組織與公民的關系,是人們交互活動的關系。“隨著新生產力的獲得,人們改變自己的生產方式,隨著生產方式即謀生的方式的改變,人們也就會改變自己的一切社會關系”[10]141-142,互聯網絡的迅猛發展,使人類獲得了新的生產力的增長點,改變了人們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也促進了社會關系的新的多向度發展。面對網絡民意崛起的社會現實,黨群干群關系、政府與公民的關系獲得了空前的發展機遇,同時也面臨著諸多考驗。

  1.無論是網民作為群眾,還是群眾成為網民,黨群關系都面臨著新的考驗,網絡民意的興起打破了黨群交互的原生態。一是改變了黨群聯系的現實環境。傳統的黨群聯系方式是層級制的,黨的大政方針和治國理念通過各級組織逐層向下傳達,人民群眾的利益訴求通過各級組織逐層向上反映。這種傳統的層級管理體制和信息傳遞方式可以強化黨的領導,最大程度地實現并保持黨群之間聲音的一致性。“網絡民意的興起開啟了政治參與的草根時代,實時動員、迅速參與、權威讓位、層級扁平的模式削弱由上到下的管理體系。”[11]二是放大了黨群關系的負面問題。黨群關系的最大問題在于黨脫離人民群眾和消極腐敗。“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等四風是群眾反映最強烈的問題,消極腐敗更是被廣大人民群眾深惡痛絕。由于網絡的匿名性和網民身份的虛擬性,加之群眾對“四風”及腐敗的痛恨心理,類似“天價煙”“日記門”等事件會在網絡上迅速發酵,并引發參與者的非理性情緒,黨領導國家的主流及大方向的正確性被集體漠視,個別事件導致黨的形象嚴重受損。

  2.無論是網民作為公民,還是公民成為網民,官民關系都面臨著新的考驗,網絡民意的興起突破了政府傳統的管控機制。政府與公民的關系可以總結為二種:管制型關系、服務型關系。管制型關系是指政府始終處于主導地位,只是把公民當作管理的對象,為了維護自身權力的權威,往往把公民置于被管制的個體地位,公民對于公眾權利的介入幾乎為零。服務型關系是站在政府的角度,但與管制型關系完全不同,是從政府存在的作用而言的,把公民當作服務的對象,政府存在的目的是為公民服務,公民有較多的參與政府決策的機會,能夠影響或某種程度上決定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首先,網絡民意的興起,沖擊了政府的管治思維。傳統的社會治理思維是“官本位”的管治型思維,“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對于老百姓,只能使他們按照我們的意志去做,不能使他們懂得為什么要這樣做。管制型的政府與民眾的關系,是一種信息壟斷的關系,信息壟斷是管制的最大特征之一,政府是信息的第一也是唯一發布人,政府只傳播有利于自己統治的信息,民眾只能從官方獲得信息,甚至政府連傳播的范圍都可以控制,信息在小部分層級比較高的人中交互,廣大的民眾也許永遠不知情。網絡民意的興起,使民眾獲得了快速獲得信息的渠道,突破了政府利用傳統媒體統一觀點和方向的傳統輿論環境,打破了政府的信息壟斷,政府不得不面對被迫成為信息發布者之一的事實。在甬溫動車事故中,第一時間發布信息的是當時的乘客,政府再也無法像過去那樣用“捂”“瞞”的方式來處理事故,政府的作為完全置于民眾的輿論監督之中。其次,網絡民意的興起使政府由集權走向分權,管理結構由垂直向扁平化發展。政府作為掌控公權力的機構,一直以來在公共資源的配置中起著支配作用,對整個社會進行的是由上到下的垂直型管理,公民處于管理的最低等級。網絡民意的興起打破了傳統意義上的政府控制機制,“沒有一個明確的中央權力機構能一手接管Internet。這是一項了不起的政治發明——一個宏偉的結構且具有內在的強大能力,可以抵御集權和專制控制。”[12]民意在網絡公共領域中通過平等論爭積累共識,逐步凝聚為一種社會力量,力量的此漲彼消,使政府的權力行使受到監督和制約,削弱了政府集權控制的能力而走向分權,也促使政府的垂直管理體制向扁平化發展。

  (三)網絡民意時代的社會行為對社會治理的考驗

  在眾說紛紜的對社會行為的定義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我國著名的社會學家孫文本的詮釋,他在《社會學原理》中對社會行為進行了界定:社會行為,簡單地說,就是人與人之間所表現的種種行為,也就是二人以上的交互行為與共同行為。[13]如今,網絡已經全面滲透進入人類生活,全面地改變著人的生存方式、生活狀態及思維模式。網絡空間已經成為人們的日常的新型生活場域,在這個場域里人們通過交互行為與共同行為,積極參與政治與社會治理,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因之而生的網絡民意,因之而在的網絡生活,已經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現象與社會過程,網絡行為也正在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行為方式。諸多的網絡社會行為已經超越了網絡本身,甚至消弭了現實社會生活中對社會行為的種種限制與界限,給社會治理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考驗。典型的網絡社會行為有網絡造謠、網絡仇富仇官、網絡哄客、灌水、人肉搜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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