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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性思維視閾下社會矛盾調處的新機制

李志國

華北水利水電大學 鄭州450045

摘 要:

批判性思維是通過恰當提問和合理論證進行理性審查和反思的思維。它本質上是一種探究技能,具有健康懷疑、理性分析和自覺反思等精神氣質。在轉型期社會矛盾復雜化的新形勢下,批判性思維對于領導干部改善思維品質,推動社會矛盾調處機制建設,健全矛盾研判機制、對話協商機制、情感管理機制和自我校正機制具有積極的作用。

  李志國

  (華北水利水電大學,鄭州450045)

  摘要:批判性思維是通過恰當提問和合理論證進行理性審查和反思的思維。它本質上是一種探究技能,具有健康懷疑、理性分析和自覺反思等精神氣質。在轉型期社會矛盾復雜化的新形勢下,批判性思維對于領導干部改善思維品質,推動社會矛盾調處機制建設,健全矛盾研判機制、對話協商機制、情感管理機制和自我校正機制具有積極的作用。

  關鍵詞:批判性思維;社會矛盾;社會管理;調處機制

  中圖分類號:C912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002-7408(2014)10-0015-04

  批判性思維是一種基于理性和客觀事實進行質疑、分析和論證評估的思維,它體現著理性、民主和創新精神,對于化解社會矛盾、促進社會和諧具有重要意義。隨著轉型期社會矛盾的復雜化,矛盾在社會生活各方面呈現出寬領域、大面積頻發、激化的態勢,嚴重影響了社會的安全穩定,阻礙了經濟社會的科學發展,也對社會矛盾調處提出了嚴峻挑戰。各級黨組織和政府部門有必要運用批判性思維,以思維方式轉變推動執政能力提升,推動矛盾調處機制建設,從而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為推動經濟社會發展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諧因素。

  一、批判性思維的探究技能及精神氣質

  批判性思維譯自英文“critical thinking”,它緣起于美國哲學家、教育家杜威的“反省性思維”,再往前可追溯到古希臘思想家蘇格拉底的“助產術”。上世紀70年代,批判性思維在歐美教育領域形成了一場運動,80年代之后被確立為歐美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的目標之一。《走出思維的誤區——批判性思維指南》是一部研究批判性思維、暢銷全球的經典力作,該書認為,批判性思維是意識到一系列彼此關聯的批判性問題,有適時提出和回答這些批判性問題的能力,有主動運用這些批判性問題的意愿。[1]《德爾菲報告》是一個由諸多批判性思維研究專家合作完成的報告,報告認為,批判性思維是一種有目的的、自我調節的判斷,是探究技能以及運用該技能的思想傾向的結合。美國伊利諾伊大學的羅伯特·恩尼斯對批判性思維的定義得到了學界和教育界的廣泛認同,他指出,批判性思維是為決定相信什么或做什么而進行的合理的、反省的思維,它包括思維技能和情感意向兩個方面。以上定義的共識在于:批判性思維是一種不斷質疑和反省,清晰的、注重說服力的思維,它具有探究技能和精神氣質兩個維度。

  批判性思維的探究技能主要包括解釋、分析、評估、推論、說明和自校準。[2]3-7解釋是指對情景、事件、判斷、習俗、信念、規則、程序或規范的理解和表達,包括歸類、意義闡述、澄清歧義等子技能。分析是指識別意圖和陳述之間實際的推理關系,包括審查理念、識別論證和分析論證等子技能。評估是指評價陳述的可信性及論證中推理的邏輯力量,包括評價主張、評價論證等子技能。推論是指識別和維護得出合理結論所需要的因素,推測解決問題的多種可能性,形成猜想或假說,并根據陳述、原則、證據、判斷、信念、意見、概念、描述、問題或其它表征形式得出結論,包括質疑證據、推測可能性和推出結論等子技能。說明是指陳述推論的結果,表明推論的正當性,以強有力的形式表達論證,包括陳述結果、證明程序的正當性和表達論證等子技能。自校準是指對自己的理由、推理、結果、技能、動機、價值、態度、利益、思維方式等進行質疑、確認或改正,包括自我審查、自我校正等子技能。批判性思維的技能主要是質疑和論證的能力,即通過恰當提問和合理論證進行理性審查和反思的能力。批判性思維的技能體現出注重清晰性、相關性、一致性、正當性和預見性的特點。[3]

  批判性思維不僅表現為技能,還表現為批判性思維者的心理傾向或情感意向,這就是批判性思維的精神或氣質,或者說是批判性精神。南開大學的張曉芒教授把批判性思維的精神概括為:懷疑的習慣與意識,問題意識,批判的精神,平等交流的精神,理性分析、探索的精神,寬容的精神,評價的精神與能力,創新的精神。[4]批判性思維不是簡單否定、喜歡批評的思維,其實質是理性的、求真的、反思的思維,它與《禮記·中庸》主張的“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具有異曲同工之妙。簡言之,批判性思維的精神氣質可概括為:大膽質疑,獨立判斷,注重說服,崇尚理性,虛懷若谷,自覺反思。

  批判性思維的探究技能和精神氣質具有培育理性、促進民主和激發創造活力等社會功能。亞里士多德曾經指出,只有具備理性討論公共利益能力的人,才適合成為公民。美國政治家、思想家杰斐遜也曾說過,一個民主社會不能存活不思考的公民。批判性思維是對話思考和建構共識的思維方式,是加強人際溝通的有效工具,對于培育公民民主意識十分有益。批判性思維本質上是一種探究工具,是個人和公民生活中強大的資源,它能夠不停地產出洞見,是一個理性和民主社會的基礎。[2]3批判性思維是一種富于活力的創新思維,它“不僅具有發現缺陷、查找弱點、提出質疑等否定性功能,而且還具有發掘優點、揭示新意、推動創新等肯定性功能”。[5]批判性思維因其大膽質疑、獨立判斷等精神氣質,應該成為推動知識社會前進的動力,成為社會創造性活力的源泉。批判性思維的這些社會功能可以運用于社會矛盾的調處工作之中,它對于提升社會矛盾調處能力、化解社會矛盾和促進社會和諧具有重要意義。

  二、社會矛盾調處困難的問題分析

  我國社會進入急速轉型期以來,社會矛盾大量凸顯,呈現出復雜化、激化和頻發的態勢,對矛盾調處帶來嚴峻挑戰。當前主導社會矛盾調處的主要是各級黨組織和政府的領導干部及工作人員,可稱之為矛盾調處者。矛盾調處者目前由于缺乏批判性思維訓練,思維方式固化,調處模式僵化,在矛盾調處過程中顯得力不從心。他們在矛盾調處過程中主要存在以下突出問題:

  1.矛盾分析定性不準,處置方式簡單粗暴。正確分析和定性矛盾是選擇矛盾調處方式、妥善處置矛盾的前提。社會矛盾發生時,矛盾調處者需要分析矛盾產生的根源,矛盾主體的思想動機,不同群體的形成過程、利益訴求、力量對比和變化趨勢,需要判斷利益訴求的合法成分和合理成分,需要判斷行為的合法性與合理性,需要對矛盾進行定性。矛盾的性質不同,解決方法也不同:對于敵我矛盾,應采用專政的方式;對于人民內部矛盾,應采取民主協商、說服教育的方法,必要時輔以強制措施。鄧小平認為,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存在著各種不同性質的矛盾,其中大量的是人民內部矛盾和非對抗性矛盾,而不是敵我矛盾和對抗性矛盾。現階段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其中經濟利益矛盾在轉型期社會矛盾中尤為凸顯,主要表現為國家、集體、個人、干群、勞資、富裕群體與低收入群體等多元利益主體之間的矛盾。這些矛盾在嚴重情況下會演變為局部對抗性矛盾,但其性質依然屬于人民內部矛盾,具有可調控性。由于體制性拘謹,正常的社會矛盾和社會沖突的危險性往往被無限放大。[6]迫于維穩的政治任務壓力,一些矛盾調處者對社會矛盾缺乏嚴肅認真的分析,不善于借助調解能手、法律專家的研判,容易主觀臆斷、武斷,把矛盾沖突加總、放大為不穩定因素。尤其“在面對那些表現形式比較激烈、有一些過激言論和行為的社會沖突時,一些地方政府往往輕率地把警力推到第一線,甚至把利益矛盾定調為敵我矛盾或刑事案件”。[7]諸如此類的矛盾定性偏差或錯誤,把利益矛盾定性為治安事件、刑事案件或政治性事件,把非對抗性矛盾定性為對抗性矛盾,把人民內部矛盾定性為敵我矛盾,最終會阻礙矛盾的化解,并把矛盾調處者置于更加敏感而脆弱的境地。

  簡單粗暴、暴力執法是矛盾定性偏差或錯誤的直接體現,也是矛盾升級的導火索。在調處矛盾時,對于合理訴求要解決問題到位,對于無理訴求要思想教育到位,對于生活困難的要幫扶救助到位,對于違法行為要依法進行處理。但現有的矛盾調處模式主要是以簡單粗暴的方式壓制正當的利益表達。隨著社會成員利益訴求意識的不斷增強,他們在利益表達渠道不暢或者規范化表達方式不起作用的情況下被迫鋌而走險,采取非常規的、體制外的表達方式。對這種現象本應進行批評教育和正確引導,如果主觀地認為群眾借機生事、違法亂紀,就會輕易地“扣帽子”“打棍子”,濫用警力、濫用武器警械、濫用強制措施,把懲處“首惡”當作首要任務。這些措施在短時間內可能收效明顯,但不能解決實質性問題,相反會激發對立情緒,制造新的矛盾,進一步激化矛盾。這是因為群眾中間蘊藏著強大的潛能,一件小事可能引爆長期積蓄在群眾中的怨氣和不滿,導致大量無關人員的迅速聚集,繼而形成無直接利益沖突,使矛盾蔓延升級。一些別有用心的第三方會趁機造勢,使矛盾更加復雜。因此,如果矛盾調處者不能理性分析矛盾、準確定性矛盾,一味堅持剛性思維,濫用強權暴力,以暴制暴,勢必遭遇暴力的反彈,導致惡性循環和矛盾的持續升級。

  2.情感卷入情緒消極,團體迷思時有發生。情感卷入和消極情緒會對矛盾調處產生負面的影響。情感卷入是指處理問題時夾雜個人的情感偏見,它不利于客觀公正地分析矛盾和評估矛盾。在矛盾調處過程中,人們面對與情感相左的意見時一般不愿意承認問題,反而會一意孤行,或者依靠專家權威的建議將問題作簡單化處理。情感卷入干擾了理性分析和客觀判斷,會導致矛盾調處的不公。

  消極情緒是指不利于正常思考或完成工作的情感,在矛盾調處過程中主要表現為對群眾的漠視、輕視、歧視和仇視以及煩躁、沖動等情緒。它們如同矛盾的“發酵劑”和“催化劑”,對矛盾調處形成了嚴重阻礙。一些矛盾調處者對矛盾的存在視而不見,故意回避,推諉扯皮,刻意拖延,使“小事拖大、大事拖炸”;或者草率應對,敷衍塞責,蓄意掩蓋,使快速“滅火”變成矛盾“堰塞湖”;或者失去理智,暴躁沖動,言行過激,使矛盾“火山噴發”,驟然升級;或者偏聽偏信,言語不公,歪曲事實,埋下矛盾隱患。如果矛盾調處者不克制消極情緒,任其發展,矛盾化解幾無可能。

  團體的壓力也會對人的思維和心理造成負面影響,使思維者失去獨立判斷。美國心理學家歐文·賈尼斯用“團體迷思”來表述這一現象。在信息時代,微博、微信、飛信、QQ等便捷的信息傳播工具,為群眾聚集提供了便利條件。當矛盾沖突發生時,基于對現實的共同不滿和對未來的共同憂慮,矛盾主體利用法不責眾的思維慣勢,會組織群眾并依靠群體的力量向政府施壓。中科院發布的2013年《社會藍皮書》指出,近年來因各種社會矛盾發生的群體性事件明顯增多,年均達數萬起甚至10余萬起。在群體性事件中,人員關系復雜,利益關系多元,合理不合理訴求疊加,群眾不加思考地附和更為普遍。根據美國社會學家斯梅爾塞的價值累加理論,集體行為的參與者均是非理性的。這就為矛盾調處者帶來團體迷思的更大危險。在團體的壓力下,矛盾調處者進行謹慎的批判性思考非常困難,難以提出批判性問題,容易受到群體意見的左右,最終可能失去自己的主張并盲目地附和別人。迫于維穩的需要,矛盾調處者有時因不敢堅持原則而屈從于群體的無理要求,有時會為了一個團體的利益而犧牲另一個團體的利益,對矛盾調處造成更大被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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