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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進文化,請別忘了農村

廖珍玉

廣東省政協辦公廳研究室

摘 要:

筆者從小生活在湘南山村,記憶中,兒童時代家鄉民風淳樸,鄰里和諧,風景優美,是夜不閉戶、路不拾遺的“世外桃源”。但近幾年回家探親,總是從鄉人口中聽聞一些令人憂慮的事:東家的年輕兒媳婦因沉迷賭博,放著兒女不管教;西家的大伯嗜賭成癖,鬧得夫妻不和,家無寧日;一些村民迷信求神拜佛,祖墳修得越來越大、越來越闊氣;一些后輩對長輩在生時不盡孝道,去世后卻大辦喪事,花費不菲;基層組織軟弱無力,村干部在村民中的威信越來越低……于是,利用回鄉的機會,我就上述問題與多位鄉親交流,試圖從中尋找農村文化活動的行為邏輯,尋找上述問題發生的真正原因。

  

  文│廖珍玉

  筆者從小生活在湘南山村,記憶中,兒童時代家鄉民風淳樸,鄰里和諧,風景優美,是夜不閉戶、路不拾遺的“世外桃源”。但近幾年回家探親,總是從鄉人口中聽聞一些令人憂慮的事:東家的年輕兒媳婦因沉迷賭博,放著兒女不管教;西家的大伯嗜賭成癖,鬧得夫妻不和,家無寧日;一些村民迷信求神拜佛,祖墳修得越來越大、越來越闊氣;一些后輩對長輩在生時不盡孝道,去世后卻大辦喪事,花費不菲;基層組織軟弱無力,村干部在村民中的威信越來越低……于是,利用回鄉的機會,我就上述問題與多位鄉親交流,試圖從中尋找農村文化活動的行為邏輯,尋找上述問題發生的真正原因。

  鄉村文化到底怎么了

  改革開放之初,實行包產到戶后,農村人解決了吃飯問題,但剩余的錢并不多,諸如電視機、電話等家用電器對絕大多數人而言仍是“奢侈品”。雖然文化設施相當簡陋甚至落后,但文化活動不斷:鄉里有專門的電影放映隊,每個月都能看上至少一場露天電影;村里還有專門的戲臺班子和“耍龍”班子,每年春節都會為村民送上一連七天的“社戲”,有時還有來自外鄉外村戲班子的“交流演出”。印象中,春節是全村重視的盛大節日,是各種文化集中展演的一個“交流會”。正因為基本文化活動豐富充實,我們整個孩童時代雖然貧窮但快樂著。村民們也從電影戲曲中,傳承了忠、孝、仁、義等優秀傳統,學會了基本的做人做事道理。

  相較于改革開放之前和之初,現在的農村物質生活用“極大豐富”來形容都不為過。電視機、電話等幾乎成了各家標配,不少家庭還買了小轎車,住上了比城里人更為豪華的“別墅”。但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人們的幸福感并不強烈,臉上少了充滿希望的朝氣,取而代之的是暮氣沉沉。尤為堪憂的是,農村文化生活問題浮現,有不良發展的勢頭。

  一是文化生活單調。目前農村人的消遣方式主要是看電視、串門聊天。在收看電視時,村民大多選擇電視劇、娛樂節目、新聞報道、事實追蹤等,因為這些節目一方面有利于放松、休整,另一方面也可獲悉新近發生的社會事實;而對一些需要動腦思索的知識型節目,則大多敬而遠之。訪談中還發現,多數人沒能養成閱讀的習慣。隨便走進一戶人家,都可以看到屋里擺設齊全,但難發現書桌、書柜和書報。即使政府已投資設立圖書室、閱覽室,也少有村民“光顧”。我甚至聽到一位中年婦女嘟噥:“小孩上大學去了,真不知讀了有什么用。”

  二是賭博之風盛行。多數訪談對象都承認曾參與賭博,其中,打麻將、打牌、買六合彩等都是常見的賭博形式,其中還有人買六合彩時長期記碼。為什么賭博之風會在農村盛行呢?一位55歲的雜貨店女店主說:“大家都在買,我覺得好玩,也跟著買。”一位在家做木工的男村民說:“小孩小,我還要伺弄他們,不能出去上班,記碼可以賺點抽成。”一位家境較為富裕但閑著無聊的中年婦女說:“在屋里我總覺得悶得慌,一出去打牌就很開心,感覺時間過得很快。”而年輕人則說:“因為(打牌) 賠率高呀, 能中的話, 幾十倍賠率”,“因為之前虧得多,總想翻本,就越想買(六合彩)。”從他們的話語中可以得知,村民參與賭博的動機是多重的,有的基于娛樂消遣,有的想一夜暴富、以小博大,也有的因為無聊孤寂,想尋找寄托。

  三是封建迷信抬頭。突出表現為神漢、巫婆、看相、算命、看風水等活動公開化;遇到“大事”要燒香拜佛,預測兇吉;有些老人生病不去醫院,而是求神拜佛。筆者發現,大多數村民拜神只是出于功利性目的,而非宗教信仰。有的是為祈福消災,有的為得到社會認同,有的為不招來非議。

  四是對公共事務漠不關心。 當我問到:“村委換屆選舉時您有否想去競選當干部?”只有3位男村民肯定回答。村民普遍只關心自己的生活和切身的利益,至于政黨如何執政、誰當領導人,在他們看來都是離自己很遠的事情。當我提問:“遇到需找人傾訴或幫忙調解的事時,您一般先找誰?”村民基本選擇找“信得過的朋友、鄰里鄉親”,其次是“家族中有威望者”,選擇找村干部的很少。

  由此可見,農村對精神文化的需求多停留在娛樂消遣層次,尚未能自覺地從發展層面去吸收文化。農村文化建設仍處于一種自發、自生自滅的狀態。

  傳統價值走向衰敗

  改革開放初期,筆者成長的山村有近300戶1500余人,且多數都是同姓,人口流動率小,是一個典型的鄉土社會。人們生于斯,長于斯,老于斯,知根知底,互幫互助,也相互約束。品行不端、名聲不好的人,是很不受待見的。30年前,鮮少聽說有村民不盡孝道、不守婦道,更別說有人犯罪。大家自覺地維護著公序良俗,然而,當下的農村卻正在發生著深刻的變化。

  是非觀模糊。在村內閑逛,隨處可見一棟棟裝修精美的小別墅,但大多數房子都裝上鐵將軍把門,房主們逢年過節才回來住上一段。村民們對于那些當上包工頭或老板,即所謂賺了“大錢”的人,都稱之為“能人”。這些“能人”有了錢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家鄉蓋房子,錢越多的,蓋得就越氣派。在這種攀比之風中,原本水旱無憂的良田逐漸被蠶食,長出了一座座房子,成了風景獨特的“村中城”。至于住或不住,值或不值,并不是房主考慮的重點,在他們看來,房子象征著財富、地位和身份。筆者還聽到一個真實的“故事”:村里幾位姑娘為爭嫁入同村的一“能人”家,竟互相掐起了架。即使物質生活已比從前豐富不少,但人們對金錢的渴望卻從未像當今強烈,在它面前,傳統的是非觀、價值觀顯得不堪一擊。還有一些在外打工的年輕人,不少因急于“發大財”而走上邪道。如村里一個17歲男孩和3個初中剛畢業的孩子一起,模仿警匪片,將縣城里的一名 “發廊妹”綁架到村后的山洞里,連續關了多天,最后在前去取贖金途中被警察制伏。可悲的是,對于以上種種,鄉人表現出來的更多是“同情”,認為他們“運氣不好”,根本未認識到違法行為的嚴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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