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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暫而集中的熱愛——論戴望舒與俄蘇文學的關系

北塔

河北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河北石家莊050091

摘 要:

在馮雪峰等革命文學家朋友的影響和催促下,戴望舒曾經在短時間內翻譯了不少俄蘇文學作品和有關俄蘇及其文學的理論文字;但是后來,在翻譯了紀德的《從蘇聯歸來》一書后,受到紀德的深刻影響,他對蘇聯文學的價值產生懷疑,尤其是對革命文學的信念產生動搖,從而停止了俄蘇文學的譯介工作。不過,蘇聯文學或者說革命文學從質地、理念到措辭,都已經在他的腦海里留下了印象,對他的手筆產生了影響。

北塔

〔摘要〕在馮雪峰等革命文學家朋友的影響和催促下,戴望舒曾經在短時間內翻譯了不少俄蘇文學作品和有關俄蘇及其文學的理論文字;但是后來,在翻譯了紀德的《從蘇聯歸來》一書后,受到紀德的深刻影響,他對蘇聯文學的價值產生懷疑,尤其是對革命文學的信念產生動搖,從而停止了俄蘇文學的譯介工作。不過,蘇聯文學或者說革命文學從質地、理念到措辭,都已經在他的腦海里留下了印象,對他的手筆產生了影響。

〔關鍵詞〕戴望舒;俄蘇文學;革命話語

〔中圖分類號〕I206P6〔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4769(2012)04-0186-07

〔作者簡介〕北塔,河北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客座教授,河北石家莊050091。

戴望舒是詩人,眾所周知;是法國文學翻譯家,眾口皆碑;但他與俄蘇文學的關系,作為俄蘇文學翻譯家的身份,卻鮮為人知,沒有一種俄蘇文學翻譯家的資料中有他的名字。也許是因為他很少譯過俄羅斯的經典作品(比如托爾斯泰),也很少譯過蘇聯的時髦作品(比如高爾基);更重要的原因可能在于他是從法文譯本轉譯的。他對革命文學的態度表現出180度的轉變。蘇聯文學曾經是革命文學的代名詞,望舒曾經是革命文學的熱情擁躉,也因此譯介了不少新俄文學。他譯有作品,更多的是理論。因為在革命文學的范疇中,思想比藝術更重要,傾向比文本更可靠,引進先進思想是當務之急。但望舒后來發現,藝術其實比思想更耐磨、更牢靠,漸漸地,他回到了文學大于革命的主張,從而疏離了革命文學陣營,也不再從事蘇聯文學的譯介。望舒翻譯俄蘇文學作品主要集中在1920年代末和1930年代初,時間很短,但在短時間內,他譯得不少,而且質量頗高,所以,后來,直到解放后,這些譯作還曾再版。那么,望舒是在何種情況下走上翻譯俄蘇文學的道路的?又是在什么情況下離開這條道路的?他究竟譯介了俄蘇的哪些作家的哪些作品?這些翻譯對他的詩歌創作有何影響?

一、在馮雪峰的影響和催促下翻譯“新俄”文學,呈一發而不可收之勢

戴望舒是在馮雪峰的影響和催促下走上俄蘇文學的翻譯之路的,1920年代末和1930年代初,望舒譯出的俄蘇文學作品及理論有以下數種:

(一)《新俄詩選》和《俄羅斯短篇杰作集》:一敗一成

1928年3月1日,雪峰給時在杭州的望舒寫信,鄭重其事地說:“我想,我們應該振作一下,干些有意義點的事,弄文學也要弄得和別人不同點。”又說:“我希望你們趕快結束舊的,計劃新的,計劃在人家之前的。”〔1〕 所謂新的、有意義的、和別人不同的、在人家之前的,指的是無產階級革命文學,而且主要是指蘇聯文藝。而“蘇聯”當時在中國又被稱為“新俄”或“蘇俄”。

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之交,在中國(尤其是上海)的文藝青年中,革命和蘇聯那是相當時髦的詞匯。追新逐異、與眾不同是文藝青年的思想標志,在求新求異的沖動下,在雪峰的影響下,望舒的興趣和工作涂上了革命的色彩,與摯友施蟄存和杜衡等搞起了蘇聯文學。

首先是聯合翻譯《新俄詩選》。施蟄存回憶說:“我們四人曾合作選譯過一部《新俄詩選》。雪峰從日文譯,望舒從法文譯,我和杜衡從英文譯。這部譯稿,也沒有出版,只有雪峰譯的一部分,后來由望舒編集,題名《流冰》,在水沫書店印出。”〔2〕由于此集沒有出版,原稿也無從尋覓,我們現在無法得知:望舒當時譯的是哪位詩人的哪些作品。不過,從他編集《流冰》的行為來看,他的積極性應該是僅次于雪峰。

《新俄詩選》沒有得到出版,是一種失敗,但這并沒有挫敗他們對俄蘇文學的方興未艾的興致。

接著,他們又聯合翻譯了《俄羅斯短篇杰作集》。

施蟄存回憶說:“當時,蘇聯短篇小說的第一個英譯本 《飛行的奧西普》出現在上海中美圖書公司,我們立即去買了來,各人譯了幾篇,后來都編在水沫書店出版的《俄羅斯短篇杰作集》第一集和第二集。”〔3〕

《俄羅斯短篇杰作集》第1冊1930年5月由水沫書店印行。內收《達芒》(萊蒙托夫著,戴望舒譯)、《一個誠實的賊》(陀斯托也夫斯基著,孫仲岳譯)、《老敲鐘人》(柯洛連柯著,孫昆泉譯)、《紅花》(迦爾洵著,施絳年譯)、《沙夏》(庫普林著,施蟄存譯)、《夜》(阿爾志巴綏夫著,戴望舒譯)、《十三》(柯洛索夫著,杜衡譯)等7篇小說。

據《(生活)全國總書目》,本書出版有第2冊,但未見書。

且說望舒譯的這兩篇是何等樣的作品。 《達芒》實際上是《當代英雄》的第三部分,又譯為《塔曼》或《塔滿》,相對獨立,講述的是主人公畢巧林出于好奇跟蹤走私者而險些喪命的故事。

阿爾志跋綏夫是俄羅斯白銀時代的重要作家,作品于“五四”時期傳入中國,因為魯迅先生的大力推崇而為人熟知,并在“五四”特殊的時代**下引起巨大的反響和震動,亦隨著“五四”的退潮,時代環境及文壇**的悄然轉變而逐漸淡出國人的視線。據劉文飛先生說,阿氏確有一篇題為《夜》的短篇,原題????,是他在哈爾科夫美術學校上學時的習作,屬他最早的小說,發表于哈爾科夫《南疆報》,后收入其文集《速寫集》,寫作年代約為1893,當時阿氏年僅15。

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之交,閱讀、研究、翻譯、傳播蘇聯的文藝作品都有赤化嫌疑,弄不好是要坐牢的,但望舒表現得很堅毅、很勇敢。在那段時間里,他還發表了關于社會主義陣營其他成員的文字。如在1929年9月的《新文藝》第1卷第1期上,他發表了短文《匈牙利的“普洛派”作家》,又在1930年3月的第2卷第1期上,發表《蘇聯文壇的風波》、《英國無產階級文學運動》、《國際勞動者演劇會》等五篇關于各國無產階級文學運動的報道。1930年12月,他還在《小說月報》第21卷上發表了《詩人瑪耶闊夫斯基的死》一文。

(二)《一周間》和《鐵甲車》:兩部蘇聯革命小說

1930年代初,望舒還翻譯出版有另外兩篇蘇聯小說。

? 1930年3月,他與戴克崇合譯了蘇聯作家里別進斯基(1898-1959)的《一周間》,以“新俄文學叢書”之一種,在上海水沫書店出版。他們署的是筆名“江思”和“蘇汶”。扉頁后有作者的肖像畫一幅,里面有伏爾丹畫的插圖8幅。其實在他們的譯本出版之前,1930年1月上海北新書局已出版有蔣光慈的譯本。蔣光慈(1901-1931)1921年5月曾到莫斯科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學習,他的譯本是從俄語直接譯的。假如二戴在動手譯之前看到過蔣的譯本,他們可能就不會再譯了,因為有直譯在眼前,他們何必還要從別的語種去轉譯?兩個譯本出版時間間隔如此之短,應該說基本上是同步翻譯的。不過,在出版前夕,二戴可能會對蔣譯本有所借鑒。

1946年6月,上海作家書屋曾再版二戴的譯本。解放后,1952年,作家書屋又一次再版此書,譯者署名只有“江思”一個。1958年和1962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兩度再版此書,譯者署名是“戴望舒”,也只有一個。為什么沒有了戴克崇的署名?他的更加為人所知的名字是杜衡,1933年他在《現代》雜志上發表《“第三種人”的出路》等文章,自稱是居于反動文藝和“左翼”文藝間的“第三種人”,由此引發出一場批判“第三種人”的論爭。他把群眾看作群氓乃至群盲。他說:“在這許多地方,莎氏是永不忘記把群眾表現為一個力量的;不過,這力量只是一種盲目的暴力。他們沒有理性,他們沒有明確的利害觀念;他們底感情是完全被幾個煽動家所控制著,所操縱著。……自然,我們不能貿然地肯定這是群眾底本質,但是我們倘若說,這位偉大的劇作者是把群眾這樣看法的,大概不會有什么錯誤吧。”杜衡的這一觀念被魯迅抓住了把柄。1934年9月30日,魯迅針對杜衡寫了雜文《解杞憂》,11月在《文學》月刊第3卷第5號“文學論壇”欄發表時改題為《“以眼還眼”》,對杜衡大加撻伐。從此,在左翼視野中,杜衡成為反動文人的代表。在1949年后那樣的意識形態語境里,自然就不可能在公開出版物中出現他的署名。他在1949年去了臺灣,當然無從抗議了。望舒則1950年初就離世了。假如他當時還在世,神志還清楚,不知道對自己這種被迫“獨擅其美”的行徑有何感想?

在人民文學出版社1950年代出版的書里,往往有以編輯部名義(其實肯定是出于某個人之手,只是其署名權被剝奪了)撰寫的“出版說明”。1958年版的《一周間》的“說明”首先介紹原作者說:“里別進斯基是蘇聯一位老作家,《一周間》是他的最杰出的作品,也是蘇聯文學初期的優秀作品之一。”接著介紹作品說:“作者通過一個遠在西伯利亞的偏僻的小城中一星期中發生的事情,集中地概括了艱巨的社會主義建設初期的時代風貌,生動地描繪了蘇聯共產黨員對革命事業的忠貞,敘述了白匪和富農等反動分子對革命的刻骨仇恨。”〔4〕當時,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也處于所謂的“初期”,很想借鑒蘇聯的經驗;因此,人民文學出版社組織出版了一批反映蘇聯社會主義初期階段的作品,《一周間》這部蘇聯文學初期的優秀的中篇小說自然成為上選。

兩戴畢竟是從英文轉譯的,所以,人文社請俄語專家參照真正的原著進行了校訂,而且所使用的是1955年蘇聯國家文學出版社的最新版本。

? 1932年11月,望舒所譯的蘇聯作家伊凡諾夫的小說《鐵甲車》由上海現代書局出版,譯者署名“戴望舒”,扉頁后有作者側面畫像。

在寫于1932年10月的譯者序中,望舒先介紹了作者,說“伊凡諾夫是屬于所謂‘同路人’之群的一位新俄作家。他是‘謝拉皮翁兄弟社’的社員;在這個高爾基所曾獎掖的文學團體里,我們看到產生了新俄的好一些最有才能的作家……而伊凡諾夫更是這團體中的最杰出的一個。”〔5〕

接著望舒介紹了這部作品,說“這兒的《鐵甲車》就是伊凡諾夫的許多寫游擊隊的作品中的一部,而且是被公認為最出色的一部……故事是非常單純的,作者的努力,我們看得出是要在這單純的故事之外創造出一種環繞在暴亂四周的空氣來。”〔6〕《鐵甲車》的背景是內戰時期的蘇聯遠東地區。十月革命后,新生的布爾什維克政權內外交困,勢單力孤,無力顧及偏遠地區,特別是遠東地區成了無主之地,各種各樣的勢力都來插一腳,日、美、英等帝國主義國家趁機出兵,大舉干涉,支持反共的白匪軍。當然,布爾什維克地下黨也沒閑著,一支支游擊隊活躍在敵占區,打擊敵人的囂張氣焰。《鐵甲車》講述的是:漁民維爾希寧領導游擊隊奪取白軍的鐵甲列車、支援海參崴起義的故事。伊凡諾夫在《小說〈鐵甲車〉是怎樣寫成的》一文中這樣概括《鐵甲車》的情節:“西伯利亞有一支游擊隊,他們只有獨彈步*和普通步*。但他們捉住了一列白軍的鐵甲車,鐵甲車上裝著許多大炮,機*,炮彈,還有個很有經驗的指揮官!為了讓鐵甲車停一下,游擊隊員中國人沈彬吾,——沙皇政府雇來挖戰壕的許多勞工之一——便臥在鐵軌上讓鐵甲車從身上軋過去。司機剛從機車里探出身來,想看看軋死的中國人,但馬上便叫游擊隊打死了!鐵甲車孤零零地被困在荒林里。游擊隊扒掉了它周圍的鐵軌,并用煙來熏鐵甲車上的軍隊。”〔7〕

關于翻譯,望舒感慨并期待說:“伊凡諾夫的文字,確然并非是最艱深的,有時卻很難于翻譯,尤其是因為里面常用了許多地方的方言之故。本書的譯出,系以法譯本為根據,與中國所已有的根據日文本的重譯,在許多地方都不無出入之處。譯者是除了忠于法譯本之外便沒有其他辦法的,因此我在這里誠意地希望著能夠快有根據原文的更完備的譯本出現!”〔8〕

1958年8月,人民文學出版社重版了望舒的這個譯本。后面附錄了《小說〈鐵甲車〉是怎樣寫成的》一文(原載于《我們的同時代人》雜志1957年第3期)。署名“編輯部”的前言中說,之所以要附錄此文, 是“為了便于讀者了解當時的歷史背景,和本書的寫作經過”。〔9〕

(三)《唯物史觀的文學論》:蘇聯學者對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應用

也是在雪峰的直接影響下,望舒于1930年3月譯出了《唯物史觀的文學論》一書并由上海水沫書店出版,他的署名還是江思。 原作者叫伊可維支,由于他用法文寫作,有人認為他是法國人,望舒則誤認為他是波蘭人,實際上他是蘇聯人。《唯物史觀的文學論》分藝術科學論、唯物史觀在文學上的應用兩大部分,介紹巴爾扎克、左拉、莎士比亞、小仲馬、易卜生、惠特曼等人的詩及小說。這是一部演講集,所以具有演講的一些缺點,如不夠集中、深切;望舒認為本書最大的優點是:“作者對于唯物史觀在文學上的應用戒人夸張,他對于把事實荒唐地單純化的辛克萊的藝術論,加以嚴正的批判。”〔10〕望舒盡管思想上越來越傾向于唯物史觀,但他對這一馬克思主義最經典、最核心的理論并沒有太迷信,也沒有濫用;所以他譯了這部對這一理論進行辨思、反思的著作。從中我們可以看出,望舒在配合雪峰引進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時的小心翼翼和良苦用心;也可以看出當時他對馬克思主義并沒有盲目崇拜和機械固守,充分認識到馬克思主義內部的變異性和多樣性;所以他能聽到同屬于馬克思主義的不同的聲音。

望舒開始注意伊可維支的文章,是在法語雜志《世界》上。早在《唯物史觀的文學論》原著出版之前,望舒就翻譯了伊可維支發表在《世界》上的一篇短文,即《文學天才與經濟條件》(后來作為附錄收在《唯物史觀的文學論》中譯本之中);等到書于1929年在巴黎印出來后,他又譯了幾篇,刊登在幾種不同的雜志上。如1930年2月,他譯出《唯物史觀的詩歌》,發表于《新文藝》第1卷第6期;這年3月,則譯出《唯物史觀的戲劇》,發表于《新文藝》第2卷第1期。就在這段時間內,樊仲云譯出了全書,并于1930由上海新生命書局出版。樊是一位馬克思主義學者,著有《文學之社會學的研究》一書。他自承:“于法文為門外漢。”〔11〕他是根據石川涌的日譯本轉譯的,原書所引用的法語詩歌,他只譯出大意并附錄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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