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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營利性小額信貸機構出路何在?

劉東文 蘇配柚

摘 要:

初始意義上的小額信貸來自于扶貧語境。小額信貸首先被當成一種有效的扶貧手段,其次才是一種金融產品,它通常是為被排斥在正規金融機構之外的低端客戶提供不需要抵押的小額貸款。1993年,在盂加拉鄉村銀行的支持下,中國社科院的杜曉山教授以扶貧的名義,在河北省易縣成立“扶貧社”,專門針對農戶開展小額貸款活動,從此拉開了中國扶貧小額信貸的序幕。據統計,在過去的十多年的時間里,中國從事扶貧性質的小額信貸機構累計有300家左右。


初始意義上的小額信貸來自于扶貧語境。小額信貸首先被當成一種有效的扶貧手段,其次才是一種金融產品,它通常是為被排斥在正規金融機構之外的低端客戶提供不需要抵押的小額貸款。1993年,在孟加拉鄉村銀行的支持下,中國社科院的杜曉山教授以扶貧的名義,在河北省易縣成立“扶貧社”,專門針對農戶開展小額貸款活動,從此拉開了中國扶貧小額信貸的序幕。據統計,在過去的十多年的時間里,中國從事扶貧性質的小額信貸機構累計有300家左右。

從易縣的扶貧社到目前試點的商業化小額信貸公司,盡管都被稱為小額信貸機構,而且在經營理念、風險控制手段等方面有許多類似的地方,但其在諸多方面存在差異,其中最核心的差異就是各自的使命和目標群體不同。應該說,以非政府組織形式存在的非營利性小額信貸機構是以扶貧為目標的,所服務的客戶是窮人;其他以營利為目的的小額信貸機構則以追求利潤為首要目標,所以其覆蓋的人群也就不一定是窮人。
營利性(商業化)小額信貸機構目標單一,可以充分利用市場優勢進行資源配置。非營利性小額信貸機構(通常以非政府組織形式存在)卻背負著雙重使命:扶助貧困與機構自身的可持續,所以其發展需要更多的思量。
本文將以非政府組織形式存在的小額信貸機構統稱為非營利性小額信貸機構。

現狀與困境

最初的非政府組織小額信貸基本上都屬于有周期的項目型小額信貸,項目結束后,小額信貸難以持續,貧困農戶也就難以繼續享受金融服務。20世紀90年代后期,人們逐漸認識到這個問題的重要性。在中國,非政府組織小額信貸為此邁出的第一步,是讓小額信貸由項目型向機構型轉變。近幾年來,小額信貸機構理論上應該而且能夠在發展中實現可持續,以持續為農村金融發展服務、堅持扶貧目標的觀點已經開始被越來越多的人以及小額信貸機構管理者接受。但在小額信貸實踐中,從90年代初開始建立第一批小額信貸機構以來,在中國還幾乎找不到一家已完全顯現可持續發展能力的非營利性小額信貸機構。
目前在我國,即使是發展較好、較有影響的幾家非營利性小額信貸機構在尋求可持續發展道路上,也面臨著諸多的問題。就算不考慮短時間內不可能改變(盡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動)的政策環境和制度框架方面對于小額信貸行業的制約,僅在操作層面上看,這些小額信貸機構都曾出現過同樣的問題:所管理的負責小額信貸具體操作的某個或某些項目縣的機構,在開始的幾年里往往能夠維持較好的業績,但三五年后往往會出現這樣那樣比較嚴重的問題,甚至最終關閉該縣的小額信貸項目。
有關人士對于出現上述問題的原因進行了研究和討論,多數意見認為主要是由于“中國特色”造成的小額信貸“水土不服”,比如中國的貧困人口太過分散,貧困地區的經濟活動太過單一,長期以來貧困人口“等、靠、要”思想太過嚴重,政府對農行和信用社補貼太多,以及對利率水平的限制太嚴等因素為國內小額信貸事業的發展帶來了一些困難。
從中國小額信貸十幾年的發展經歷看,中國的小額信貸似乎在引進之初就“先天發育不良”,導致后來的“水土不服”自然在所難免。比如,在引進GB模式的時候,更多的是重視技術的引進和研究,卻一直忽視了小額信貸機構的治理結構和管理水平等方面的研究。從目前已經發表的很多有關小額信貸的文章或研究報告來看,更多的是在介紹哪個地方小額信貸項目做得如何,仔細琢磨就會發現,這些小額信貸項目無非是在GB模式基礎上的不斷簡化或“本土化”,而小額信貸機構的治理結構和管理水平則似乎少有人關心。

改制謀求可持續

在項目操作之初,以非政府組織形式存在的小額信貸機構在其產權制度、治理架構和管理模式等方面有很多的類似之處,如國內幾家有影響力的小額信貸機構的管理總部都在北京,各項目縣都是在當地成立一個獨立的社團法人組織負責小額信貸項目的具體操作,像扶貧社、鄉村發展促進會、農戶自立能力建設支持性服務社等等。這一模式可以說是順應當時的政策環境而采取的變通辦法,也確實帶來了很好的效果,但隨著小額信貸行業的不斷發展,其弊端也不斷顯現,比如與地方政府的“多頭管理”、對基層操作機構管理不力等,這些成為小額信貸機構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制約因素。

在這種情況下,改變治理結構、優化管理模式被提上日程。最先完成操作機構改制的是中國扶貧基金會,這得益于2004年國家民政部頒布的新的基金會管理條例(允許基金會在地方設立分支機構)。2005年,中國扶貧基金會所有小額信貸操作機構改制完畢,各地服務社全部脫離政府,由當地獨立社團組織變成中國扶貧基金會的下屬分支機構,產權清楚了,治理結構也理順了。國內其他一些小額信貸機構近兩年也在積極尋求改善產權制度和治理機構的途徑和機會。小額信貸機構治理結構和管理體制的改革為其可持續發展奠定了基礎。

可持續的兩階段

可持續是國際上衡量一個小額信貸機構成功與否的兩個重要指標之一(另一個指標是服務的寬度與深度)。按照CGAP推薦的可持續小額信貸機構定義,如果某個小額信貸機構的全部收入不僅可以覆蓋其管理和操作成本,還可以覆蓋貸款損失、資金成本(商業化成本)、通貨膨脹和擴展所需要的收益等方面,則完全可以實現自我可持續發展。
在討論可持續性的時候,可以把可持續性分為兩個階段:一是操作可持續,二是財務可持續(見圖)。操作可持續僅考慮覆蓋直接操作成本、資金成本和貸款損失,財務可持續則還需要考慮通貨膨脹、無償捐贈和商業化的資金成本。實現小額信貸機構的可持續性,可以為窮人提供長久的、可持續的小額信貸服務,即使在以后沒有捐贈和補貼的情況下,也能像現在一樣為窮人提供貸款支持。
小額信貸是扶貧性質的,同時又要求其實現可持續發展,這似乎陷入悖論。但是,如果能夠真正把小額信貸看作一種專門為窮人服務的金融產品,而且是窮人可獲得的、又能消費得起的產品,即使它是商業化產品,也應該是非常成功的開發式扶貧商品。也就是說,小額信貸是一種專給窮人消費的產品,但不一定是免費的或優惠的。就像以前農村有一種鞋叫“解放鞋”,結實、便宜,但生產這種鞋的廠家并不是免費贈送。如果廠家沒有利潤的話,企業自然無法可持續,農民自然也就無法繼續得到這種“物美價廉”的鞋子。當然,非營利性小額信貸機構與生產鞋的企業是有本質區別的,商業化運作只是手段,最終目標還是扶助貧困。 ......(未完,請點擊下方“在線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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