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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之下臺灣的學術生產

陳光興 錢永祥

摘 要: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全球性冷戰體制快速形成。在東亞地區,為了圍堵社會主義陣營勢力的擴張,美國延伸了資本主義世界的反共防線,與各地軍事威權體制合作,將日本、韓國、琉球、中國臺灣等地納入其區域性軍事部署當中。長期的冷戰秩序,并非只是在軍事及國際政治的層次運作;反共親美的觀念深入人心,對臺灣的政治、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全球性冷戰體制快速形成。在東亞地區,為了圍堵社會主義陣營勢力的擴張,美國延伸了資本主義世界的反共防線,與各地軍事威權體制合作,將日本、韓國、琉球、中國臺灣等地納入其區域性軍事部署當中。長期的冷戰秩序,并非只是在軍事及國際政治的層次運作;反共親美的觀念深入人心,對臺灣的政治、社會、文化造成深遠的影響,長期流動在我們的思想、身體與欲望當中。在文化上,臺灣地區與東亞諸國不同,戰前與美國并沒有太多關系。但是戰后的冷戰結構與國共內戰的延續,加上國民黨政權的親美反日情結,及南北朝鮮分裂的確立,快速地使得美國成為臺灣地區惟一主導性的對外關系。戰后的精英大部分有過美國讀書生活的經驗,在政治上美國式民主成為臺灣主要的想像;除了大眾流行文化的市場被好萊塢所籠罩之外,就連另類的反對文化,也都本能地唯美國馬首是瞻。總之,戰后臺灣地區的美國化,或是說對于美國的依賴,是總體全面的。臺灣的學術生產,是在這樣的格局中納入了美國的系統。
  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期,蘇聯解體,東歐社會主義政權也相繼瓦解,持續將近半個世紀的世界冷戰體系,于是在歐美地區宣告結束。以美國為主導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動力,快速形成主導性力量,以資本為前導,以自由市場為手段,打通冷戰時期無法進入的疆域。在掃除與其對立的社會主義阻力后,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契機終于出現。從這個角度來思考,全球化意味著冷戰的松動,冷戰時期相互隔絕的地區開始發生關系。(我們故意用“松動”而不用“結束”,是因為冷戰結束僅是歐美地區的講法,并不適用于描繪東亞地區的狀況。南北朝鮮,特別是臺海兩岸,仍然沒有擺脫冷戰構筑的基本格局。)也正是在這樣大環境的變化中,學術生產方式開始發生巨變。如果說冷戰時期的美國大學及學術生產受制于國家意識形態,那么九十年代以后,支配的力量則逐漸由全球競爭的市場導向所取代。美國加州大學資深講座教授三好將夫在二○○○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全球財團化的效應最為清晰的巨變,表現在學術生產力的外觀及政策上。課程注冊人數的多少、學位的授予量、博士找到工作的比率均受到高度的控管與監視,就像把這些數字當成是工業統計來看待。學術是用出版量及引文數來丈量計算。更重要的是,處理研究經費及捐款的研發部門,成為大學中最為主要的部分之一。”(Masao Miyoshi,“Ivory Tower in Escrow”,Boundary 2 27(1):19.)也就是說,九十年代以后的美國大學,開始出現前所未有的專業化現象,背后的基本邏輯,其實就是快速地走向私有化及市場化。在這樣的情勢下,貌似客觀的量化評量表開始出爐,用以丈量學術表現。大學的形象與在社會中的定位也開始快速地變化。一旦私有化與市場化的邏輯推到極致,在未來全球暢通無阻的狀況下,教育機構極可能只剩下有名的品牌大學能夠存活。如哈佛大學很可能像麥當勞一樣遍布全球,以長期建立起來的品牌到處攻城掠地;或是如我們已經看到的現象,各地大學為求生存,與名校進行所謂策略聯盟、相互拉抬,如新加坡國立大學與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遠距合作計劃即為一例。
  以美國為核心的新自由主義市場化的走向,不但牽動后進地區,也成為其不斷模仿、跟進的標準。像中國臺灣、新加坡、韓國乃至于中國大陸等地,也在彼此競爭的壓力下,開始把學術生產做成可以量化的指標,甚至歸結到總體競爭力來計算,以量化得分多少來實施獎懲。每個學校可以分到多少預算資源,甚至于是否必須退出“市場”,都與此相關。為了在國際上競爭,又提出各種各樣的卓越計劃競標,想要在國際大學的評比中占一席之地;或將幾個大學聯合起來,加大學校的體積,在國際評量表中取得更多分數。下降到個別研究教學人員,應運而生極為簡化的量化記賬方式,SSCI、A&HCI、TSSCI等都是這樣的產物,以一條鞭的量化方式丈量所有的人文社會學科。
  討論至此,我們可以看到這一波學術生產的變動,主要的動力來自臺灣外部,特別是美國學院的變化。所以必要的進一步提問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運作邏輯,會如何重新定位學術生產,特別是與人文社會學科相關的部分?如果一切以市場、生產力、利潤為依歸,那么可以想像的是:以前國立大學的經費來自于人民納稅的錢,研究及教學還有相對的自主性,不必以市場為判準,但在私有化過程中,哪些課程選的學生多,哪些學科及哪些個人可以將經費帶入大學,就將成為學術發展的主導性力量。為了爭取企業界的捐助,學術生產被重新定位的一種方式,是成為產業界的研發部門(R&D)。在此條件下,人文社會學科所能扮演的角色則是公私智庫、研考部門,乃至于包裝(packaging)、對于市場潛力的社會文化分析與利用,甚至被迫從屬于商業管理學院的知識典范。原先人文社會學科作為反思性社會進步動力的角色,也就相對地遭到淹沒。類似這樣的走向,是否會成為未來的趨勢,我們不得而知。目前我們看到的是,能夠配合大勢的學科,已經欣然配合;不能立即接軌的學科,正在努力地找尋銜接點。反思的意見,幾乎沒有發出聲音的空間以及正當性。
  在教學方面,為了國際上的競爭,大學的教學開始指向如何吸引、招收國際學生,以及如何加強學生的英文能力。人文社會學科因而必須調整教學內容,符合外來學生的需求,特別是強調得以英語授課。但是這正好與重視自身語言文字的基本精神相違背。
  在臺灣的實踐中,學術評鑒大致分成幾個層次:一、對各個大學的總體評鑒以及轄下各單位的所系評鑒;二、不同學科與學門的評鑒;三、對于個別學者研究成果的評鑒;四、針對學術刊物的評鑒。本文的討論集中在近來SSCI(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與TSSCI(臺灣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體制所引發的爭議。
  首先,美國公司Thomson ISI所提供的服務是針對英文出版物的,并沒有包括世界其他重要國際語言,如西班牙文、中文、馬來文、阿拉伯文、法文,遑論其他國家的語言,如德文、日文、韓文等。后進地區的學術行政體系,為了做事方便,在找不到更好統計指標的情況下,以SSCI及A&HCI(藝術與人文引文索引)作為參考,或許可以理解。但是我們認為,學界要正視如此以偏概全的不良后果。特別是Thomson ISI的引文系統的目的,原本是在提供服務;它涵蓋或是排除刊物的理由,并不涉及是否具有學術權威。所以,連ISI生產地美國的學術界,都不會以研究人員是否在SSCI及A&HCI涵蓋的刊物上發表為評價標準,充其量只是以被引用次數,來間接證明一項研究受到重視的程度。但是很明顯,既然這些引文索引系統被局限在一些英文期刊的范圍,便無法丈量出非英語系統語言之間著作互引的跨國影響的內涵,例如,一篇中文文章被直接譯成日文及韓文,在日韓重要期刊上發表后被引用,就不是這些英文引文索引所能涵蓋的。因此,這些指標的國際意義是有其嚴重限度的。根據我們的理解,許多人文社會的學科,會特別重視它的研究人員可以用其他語言在非英語的重要刊物上發表論文。例如研究中國思想的美國、日本及韓國研究者,如果能夠用中文在中國大陸或是臺灣的思想研究刊物發表論文,會被尊重地視為國際化的表現。可是這樣的機制,在臺灣的學術行政設計中,卻無法見到。即如臺灣有相當多的學者留日,有能力用日文發表著作,但是他們卻沒有獲得應有的鼓勵,反而削足適履,被要求以SSCI的英文刊物為發表場所,才能算是國際化。
  大致言之,SSCI決定論,造成了以下意外效果:
  一、用英文出版比用中文及其他語言出版來得重要。在ISI刊物發表論文就等于是增強國力的簡單看法,嚴重扭曲學術自主的發展,更使得多元國際化的契機無法出現。臺灣的(公費)留學生中,有一定的比例是到非英語系的國家求學,這是攝取多元文化資源的重要管道。但是學術英語化的制度性安排,不但對這些學者不公平,并且有可能在未來降低留學生到非英語地區深造的意愿,也就減弱了臺灣學界多元的生機。
  二、為了在英語刊物上發表,以在地為根本關切的議題,勢必無法成為研究的焦點。諸多人文社會研究的問題意識,本來必須具有強大明確的歷史脈絡感,如今其脈絡卻要遭到去除、或是被淡化隱藏。同時,若是研究者必須以英語世界所熟悉的理論架構及語言來換取出版的可能性,那么從長遠來看,既然社會、政治、文化及歷史的脈絡和關切逐漸淘空,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將越來越像自然科學一樣趨于一元。
  三、SSCI與A&HCI的機制,制造了學術社群中非學術性的新等級關系。有能力以英文書寫、在ISI刊物中發表論文的學者,被認為是高于用本土語言寫作的學者。這個機制打擊了本土訓練出來的學者,特別是人文學科的學者。獨尊英語的效應之一,是在否定臺灣戰后逐步搭建起來的高等研究所教育。
  四、為了彌補英語化配套機制的不足,于是特別設計出了一套TSSCI彌補。但是它在成形之后,與當初教育當局建議索引“以中文”為主體的提案,又有很大的出入,因為TSSCI排除了中國大陸的CSSCI(Chinese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縮小范圍于臺灣一隅。另一方面,最令人稱奇的,莫過于TSSCI的實際做法,背離SSCI原本作為“引文索引(citation index)”的宗旨和作用,變成了一套“期刊評比”的機制。再由期刊評比,推進到論文的評比:一份期刊若是進入了TSSCI,則經過某種神秘的轉化機制的作用,該刊物上發表的論文具有較高的“學術值”(例如點數)。期刊能評比嗎?技術上或許可能。但是,學界對于刊物的評價,跟專著一樣,不同的學門及專業,自有公議,不宜通過學術行政體制來排比規訓。
  五、TSSCI評鑒制度的現行做法,嚴重傷害了跨學科的科際整合研究。例如研究計劃及刊物評比,出現了學門純種主義的極端走向,由于各學門競相爭取本學門的正統刊物上榜,注定要堅壁清野,排擠血統不夠純正的刊物。而學門本位主義的操作方式,效果上也等于是在壓制跨領域的知識生產。
  這些有關索引體制的問題看似屬于技術層面,卻可以全部轉移到一個根本問題上來討論:我們到底是活在一個單一的、英語的新殖民世界,還是在多元文化、承認異質的后殖民世界?全球化是否只是意味著美國化,不計后果地鏟除、遺忘所有非英語的文化?這不只是值得辯論的規范性問題,也是一個有關現實自我界定的文化—政治問題。中文事實上是一種國際語言:它不僅在中國內地、香港、臺灣、澳門使用,也在新加坡、馬來西亞以及美洲、歐洲、非洲各地相當龐大的華人社會中使用。只是因為美國一家公司ISI的引文系統無法處理中文,于是中文就變成不是國際語言,中文社群之間的互動就不算是國際化?許多待在英語世界的華人學者,尤其是人文與歷史學者,都還持續用中文寫作,就是因為他們深知,自己的觀點與意見,只有在中文世界才擁有龐大的讀者群、才觸及活生生火辣辣的議題,而用英文書寫,反而只供少數的專業人士閱讀。我們相信,在全球情勢的變化中,中文不但不會消失,反而會越來越重要。我們絲毫不反對學者以自己中意的外國文字寫作發表,但是當前學術界以體制的力量貶抑中文的做法,確實值得商榷。 ......(未完,請點擊下方“在線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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